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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彭龄:三黜三起,劾贪罹祸不言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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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  来源:大众日报   发布日期:2018-01-03   点击次数:
  □ 本报记者 鲍青
    本报通讯员 高洪菊
 
  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“夜叉国”一篇中,曾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自己心中之问:“何以为‘官’?”书中的对答也颇为巧妙形象:“官者,出则舆马,入则高堂,上一呼而下百诺,见者则目视,侧足立。”在蒲氏看来,官员出门前呼后拥、车马相从,入室高堂大屋、锦衣玉食。而为了官位的安稳,官员所要做的,是迎合帝心、和睦同僚,但由此而来的也是贪腐的迭次发生。
 
  这大概是蒲松龄眼中的清朝官员形象。但其实在清代的官员群体中,有一位特立独行不合时俗的“异者”。他宦海浮沉,不为己身虑,而执着扫奸恶、廓腐败,虽遭顿挫亦不悔。他就是被称为官场“铜豌豆”的即墨籍廉吏初彭龄。
 
  “初彭龄似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他纯粹得不能和官场恶习同流合污。所以他每到一处、每任一职,都要打击贪赃枉法、惩治腐败官员,是官员畏惧的猛虎。同时他也是一个孤单的人,很少看到和其他官员之间有友情的交往。而他的锐意反贪也招致同僚怨恨,以致被人构陷无辜下狱。如果没有帝王的庇护,恐怕早已死于非命了,这也是封建社会廉吏反腐时常遭遇的宿命吧。”《即墨县志》副主编孙鹏说。
 
  初入仕途先编书
 
  初彭龄后来虽是令官员们胆战心惊的反贪名臣,但他的仕途其实是从“编书”工作开始的。
 
  乾隆十四年(公元1749年),初彭龄出生于莱阳。4岁时,祖父元方在即墨购置了许多田宅,初家也顺势搬迁到了这里。
 
  初氏是官宦人家,出仕者历代不乏其人,但所担任的一般都是地方的基层官吏。祖父历任过河南四个县、四川五个县的知县;伯祖父元美,也任过福建四个县的知县。
 
  初彭龄的童年,在乡野和私塾度过。他少年聪慧,很早便中秀才,以“文思”闻名乡间。初彭龄22岁时,乾隆帝南下巡幸山东,驻跸于泰安。初彭龄得知这位自诩“稽古右文”的皇帝,喜欢途中阅览士子文章,便将平日所作的诗词文章集结成册,托人代为转呈。乾隆帝见其诗文辞藻雅丽、才情出众,赐他“举人”的头衔。这样初彭龄可以跳过乡试环节,直接赴京参加会试。
 
  乾隆四十五年,是皇帝的七十寿辰。为了显示皇恩浩荡,清廷于此年开恩科取士。殿试中,初彭龄中二甲第五名,选入翰林院做了庶吉士,次年升为编修。而当时正是大型丛书《四库全书》编纂的高潮时期,需要大量学者官员参与。初彭龄初入仕途,便被遴选入编纂队伍,入了四库馆,和一众名臣共事。
 
  《四库全书》不仅是官修百科丛书,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学术总结。此书规模庞大,参与修书者达360人之多,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大学者。初彭龄当时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翰林,但对工作极为负责,每日编纂校书总是一丝不苟,分外细心。
 
  4年之后,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初步完成。乾隆帝决定对参与其中的123位年轻翰林进行一场考试,进而检验他们的才学高低,以奖优罚劣、循名责实。他依据文字优劣,将考卷分为四等。其中一等仅两人,二等则有35人,初彭龄就位列二等之中。对于二等人员,乾隆帝决定:“有未经升迁任用的,都记下名称与职务,等到有职位出缺便递奏上来。”
 
  淡泊宁静的书斋生活又持续了4年。乾隆五十四年,初彭龄因修书之功调江西道御史,成为掌握监察权力的言官。
 
  在御史任上,初彭龄的潜能得到极大释放,一跃成为“直言敢谏”的朝臣代表。
 
  连劾重臣立威名
 
  任御史不久,初彭龄就上疏弹劾重臣彭元瑞,一时朝堂震动。他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自己不惧权贵、嫉贪如仇的胆气。
 
  彭元瑞当时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,主管朝廷的人事安排,可谓是位高权重。但他品行却不检点,多次利用职务之便,为亲属谋取利益。御史言官虽然偶有耳闻,但因畏惧他的权势,总是放任不谈。初彭龄则不然,他获悉彭元瑞曾授意吏部主管户籍的官员,伪造材料帮助侄子顶替他人进入吏部工作。后来彭元瑞又故技重施,让不具资质的女婿冒名顶替进入武英殿从事校录。初彭龄便上疏弹劾,指出彭元瑞此举的危害,认为若重臣为官不为朝廷计,而是竞相效仿谋私利,国家公器将沦为私有。奏折呈递后,乾隆帝受到很大震动,立刻革去彭元瑞现有的职务,降职为礼部侍郎。
 
  初彭龄的胆识和魄力,给老迈的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年五月,他将初彭龄调为兵科给事中,专门负责弹劾纠察。在这些岗位上,初彭龄查处蠹虫,廓清政风,令本已暮气沉沉的官场面貌一新。
 
  这一切,都被尚为储君的嘉庆帝看在眼里。他平静地观察官僚群体,挑选自己日后整顿吏治所能倚赖的大臣。
 
  嘉庆元年(公元1796年),嘉庆帝让初彭龄出任主管机密案件的通政司参议。当年十一月,初彭龄赴江西公干时,在民间微服出巡,闻听有民谣传唱。他有心记下了民谣的内容:“江西地方苦,遇见陈老虎。中缺要八千,大缺一万五。过付是何人,首县名徐午。”接着初彭龄了解到,这是百姓为讽刺江西巡抚陈淮所作。陈淮通过南昌县知县徐午作中间人,狼狈为奸在江西大肆卖官鬻爵。而花钱买官者上任后,当务之急自然不是为民谋利,而是竞相搜刮钱财,期望收回买官成本,闹得江西各地怨声载道。嘉庆帝接到初彭龄奏章后,一面令他再赴江西详细调查,尽量获取充足的证据;一面将陈淮先行革职,由两江总督兼。为了打消初彭龄“小官劾重臣”的疑虑,嘉庆帝还特意下旨勉励他“不必心存畏惧”,只要一心查案即可。经过调查,陈淮贪赃枉法的证据大白于世,随即被贬往新疆戍边赎罪。初彭龄也因累参重臣,“风采振动一时”。
 
  嘉庆帝即位后,最为忧虑的是乾隆后期愈演愈烈的吏治危机。当时朝堂上下沆瀣一气,贪腐之风愈发炽盛,而敢于和此斗争的人却极少。嘉庆帝见初彭龄虽居下僚,却不惧危险屡次参劾重臣,自然欣赏不已,把他视为除弊能臣。所以皇帝先委任初彭龄为福建学政,不久将他调回,补为兵部侍郎,又授云南巡抚,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。初氏短时间内能屡次超迁,引得朝臣瞩目。
 
  嘉庆帝选派初彭龄坐镇云南,其实是为了监督任意妄为的西南高官。在初彭龄获任几乎同时,皇帝把云贵总督富纲调为漕运总督。皇帝的有心之举,初彭龄心如明镜。在临别召对时,嘉庆帝对他面授机密:“富纲历任巡抚总督,声名平常。只因贪婪实迹尚未败露,不好加以严谴。”初彭龄领旨赴任,到云南后就详加访查富纲劣迹,很快掌握了他的贪腐证据。不久,富纲贪婪腐化、腐化官风的情况,由初彭龄奏呈嘉庆帝。富纲调任漕运总督后,为了打探情报防止罪行败露,甚至私拆军机处发往云南的公文,引发皇帝强烈不满。随着案情的逐渐明朗,富纲被判处死刑,家产也被查封。
 
  初彭龄到任云南后,一直致力于选贤任能,澄清当地政风官风。经过他的努力,云南官场终于政风肃静,地方也得以安宁。一年多后,初彭龄因双亲在堂无人供养卸任返京。云南大小官员获悉此事后,联名上密折挽留,他们动情地说:“(初彭龄)到任一年有余,为官清介,实惠在民,滇省风气为之一变。若能假以年月,则滇省元气可恢复。如果突然更换他人,难免大失滇省无数赤子之心。”嘉庆帝接到奏折后,颇为感动,他在回复中道:“督抚久任方能有成。初彭龄自任滇抚以来,于地方公务锐意整顿,效果众所周知。但因其父母年逾古稀,体弱多病,无人在身边照料。朕方以孝治天下,所以才同意他改补京职。”
 
  回京后,初彭龄继续参劾着腐败官员。贵州巡抚伊桑阿骄纵勒索,逼得百姓逃入深山,与官府周旋。云贵总督琅玕本负监督之责,却徇私包庇,以致伊桑阿有恃无恐。初彭龄借在贵州核查账目的契机,弹劾伊桑阿不法罪行有三:肆口谩骂沿途州县,随意添加拆改衙署,勒索地方无度。嘉庆帝训斥云贵总督琅玕:“(此事)若非初彭龄据实奏闻,则伊桑阿贪黩营私竟被置之不顾。尔等本为满官,曾不若离任之汉巡抚秉正不阿据实参奏?”琅玕被拔去花翎降为二品顶戴,暂留云贵总督以观后效,伊桑阿则被斩首。
 
  嘉庆八年,初彭龄奉命清查陕西军需账目。若在平时,这只是走过场的例行程序而已。陕西巡抚秦承恩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,只是礼节性地接待陪同。没想到初彭龄到任后,对所有账目清查核对,发现了虚报冒领等各项问题,并据实上奏朝廷。巡抚及以下官员,或被罚垫赔,或降职调任。
 
  初彭龄的反贪,取得了诸多成绩,却也埋下了巨大隐患。不久,他就几乎死于非命。
 
  遭人构陷几陷死
 
  危机在初彭龄不知不觉中悄然接近。
 
  嘉庆九年,湖北两位封疆大吏陷入纷争。他们彼此不和,互相攻讦。先是湖北巡抚高杞因违例调补知县,被湖广总督吴熊光上本参劾,高杞因而被降级留任。他怀恨在心,酝酿着借机报复。趁着和初彭龄会面的机会,高杞充分发挥胡编乱造的能力,将吴熊光所谓结党营私、受贿贪赃等事说得绘声绘色。一向嫉贪如仇的初彭龄觉得事关重大,在得到高杞“属实”的承诺后,立刻上疏参劾。嘉庆帝也颇为重视,召初彭龄亲自询问,要他对此事严加核实,尽快掌握证据。几日后,高杞询问事态进展,初彭龄未加详虑,便将嘉庆帝的嘱托告知。没想到高杞自以为阴谋得逞,得意忘形,四处宣扬,以致闹得朝堂喧腾,谣言四起。
 
  吴熊光内心也不能自安,上疏为自己申辩。嘉庆帝为安抚他,派员前去核查,发现所参之事都是子虚乌有,而泄漏此事者正是初彭龄。嘉庆帝恼怒初彭龄一面弹劾贪官“欲博侃直之名”,一面私下泄露机密“藉张声势”,认为“其心不可问”,立刻将他革职,交刑部看守审问。
 
  诬告和泄密,其事可大可小,具体尺度由负责审讯大臣来把握。初彭龄因勇于弹劾官员,让同僚胆战心惊,人人自危。如今他落难,不仅无人施援手,甚至集体落井下石,最后竟然以死刑结案。
 
  审判结果初拟后,牢狱中初彭龄的反应不得而知,而金銮殿上的嘉庆帝则大吃一惊。他深知如此重判,是同僚对初氏的排斥和报复。
 
  在嘉庆帝心中,初彭龄反腐出于公心,此次虽有谬误,但罪不致死。为了挽救他的性命,嘉庆帝不惜写了一道长长的上谕,他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分析初彭龄所犯之罪的性质:“初彭龄确实贸然参劾,但他陈奏失实的罪名,并不一定成立。毕竟朕从不因言事而怪罪他人,初彭龄轻信他人之言,并无主观故意。泄露内廷机密确实有之,但按律处罚也不过是革职贬戍而已,何故要处之极重的刑罚?”嘉庆帝甚至还不忘敲打审讯大臣:“卿等试扪心自问,平日真无泄漏内廷奏对之举?若因此重罚初彭龄,岂非朝廷多人都要定重罪?”嘉庆帝最后敲山震虎:“朕从不因言事罪人,最喜敢言之臣,这是你们素来知晓的。可你们明知如此却执意判他死刑,是否因有不可让人知事,害怕为他知晓,进而弹劾你们……”这篇手谕长达1000余字,既有苦口婆心的劝解求情,也有雷霆之怒的敲打警告,可见用心良苦。在皇帝的强势介入下,初彭龄最后仅被革职,也没有按例流放新疆,而是网开一面以“官声素著、双亲老迈”为由,令其在家闭门思过。
 
  嘉庆帝的宽宥,为初彭龄再次起用埋下了伏笔。
 
  复出反腐心不改
 
  初彭龄被革职,朝臣之间不免有弹冠相庆者。而原先稍微缓和的吏治危机,又随即严峻起来。忧心忡忡的嘉庆帝,对初彭龄的想念也日益强烈。
 
  一年之后,皇帝开始酝酿重新起用初彭龄。他先在诏书中,对初氏此前的功绩回顾一番,“初彭龄前任御史时,遇事直言,不甘缄默。擢任巡抚,办理地方事务,也是认真负责”。不久,嘉庆帝又下诏为初氏此前的罪行开解:“上年参劾吴熊光操守平常,也是因高杞散播谣言,所以才上疏弹劾,是受到谎言愚弄的缘故。”做好这些铺垫后,嘉庆帝顺势下诏:“念初彭龄平日官声尚好,本日所出右庶子一缺以初彭龄补授,以示朕终不废弃敢言之臣,希望能对朝政有所裨益。”
 
  当年十二月,初彭龄补光禄寺卿,后兼署左右副都御史事,重新肩起反贪重担。
 
  复出之后,初彭龄奉旨赴青海西宁查办贪腐,同时路经山西与巡抚筹划盐务。一路之上,嘉庆帝时常下旨表达对他的期望:“曾任巡抚,今复任大员,心地明白公正……”
 
  回京后,初彭龄升任安徽巡抚,赏顶戴花翎。接巡抚印后,嘉庆帝下旨勉励他:“永守素衷,为国宣力,诸事宜加精细。”而且不忘叮咛他以前事为鉴,提高侦破谎言的能力,“人情诈伪难测,须防言行不符之辈,勉之”。皇帝对他的关心与期望,一如从前。
 
  嘉庆十二年,安徽寿州发生3人中毒身亡事件。该案因牵涉官员,屡次翻供,久久难以结案。后经初彭龄亲自核查,发现该案涉嫌腐败,长洲知府周锷、知县赵堂、万承纪被革职查办。初彭龄的处理,深得嘉庆帝的赞许。他在谕旨中向大臣告诫:“以初彭龄为法,必能永承恩眷,为大员者,非一清字所能概括,勉思整饬吏治为要,姑息二字,切须痛改勉之。”
 
  嘉庆十四年,初彭龄授山西巡抚。到任不久,即参劾前巡抚成龄借巡阅之名,勒索地方,致使仓库出现亏缺。不久,初彭龄又参奏按察使张曾献承审要案,任意拖延;汾州知府王彝象、孝义县知县葛拱宸抽换卷宗,徇情枉断;文水县知县陈廷圭失察捕役,诈赃毙命,复行贿和;汾阳县知县李景阳延案不结,致酿人命;绛州知州杨映权、阳曲县知县吴安祖官声平常,并查明各属亏空,请一并治罪。初氏一气弹劾多位官员,在山西掀起了一股弹劾旋风,令当地官员人人自危,心生不满。
 
  后来初彭龄调任陕西巡抚。山西河东道刘大观见他离任,以初彭龄在巡抚任内任性乖张为由,罗织数项罪名联名参劾。嘉庆帝派员赴山西调查,并命初彭龄回山西听候结果。经过朝廷钦差的调查,初彭龄在山西任内,所参奏之事多半属实,但也存在漏报现象。因山西官员的强烈要求,初彭龄再次被革职,只以四品京堂补任。这是他仕途的第二次挫折。
 
  雷霆荣宠一念间
 
  很快,纷繁复杂的贪污案件,又让初彭龄有了用武之地。他先授命查办长江河堤工程贪污案,接着又被派往福建审案。因为办事得力,升迁工部右侍郎,当月即奉旨赴湖南查湖广按察使周季堂案。
 
  嘉庆十九年,两广总督弹劾广西巡抚成林公务废弛,侵扰地方,勒索属员。初彭龄奉旨往广西查案,查出成林恣意声色,生活奢靡,挥霍无度,致府库亏空白银30万两。成林被抄家,发往新疆戍边。
 
  当年,初彭龄因办案得力,升为兵部尚书,并署理江苏巡抚。在苏抚任上,初彭龄和两江总督百龄、原江苏巡抚张师诚因政见不同,矛盾重重。双方势同水火,互不相让,互相弹劾,嘉庆帝起先尽力调解,后见并无成效,各打五十大板。不久张师诚勾结吏部官员,以参折不实的罪名诬告初彭龄。嘉庆帝起先尽力为初彭龄申辩,决定不革职留任,令其候补内阁学士。但不久初彭龄上折要求留任从前的臣僚,被言官弹劾目无朝廷纲纪,随即众官上疏,要求严惩。在朝臣的压力下,事态急转直下,初彭龄当月被降补为翰林院侍读侍讲。三月,皇帝下诏,指责初彭龄性格偏激,难以与百官和睦,按律本应发配新疆,念其母年近九旬,姑且革职留京,“闭门思过,不准出门,若再妄为,定不轻恕”。初彭龄第三次被罢黜,在嘉庆时代再难有所作为。
 
  到了嘉庆二十四年,值嘉庆帝六十大寿。初彭龄奉上颂诗,嘉庆帝藉此宽宥了他的罪责,委他为员外郎,但还只是个低级官员,并无多少实权。
 
  初彭龄的再次起用,是新帝道光登基后。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,刑部员外郎初彭龄受赏礼部侍郎衔,不久又署理礼部左侍郎。当年七月,初彭龄署理礼部右侍郎,次月复任为兵部尚书,十二月,又兼署工部尚书。在不到一年时间里,初彭龄便从没有实权的员外郎一跃而为工部和兵部的最高官员。次年三月,道光帝还赏给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。但因为年逾七旬,看透官场倾轧,此时的初彭龄几乎无所作为。道光四年,他因年老休致,受赏半俸,翌年七月谢世,道光帝赐祭葬。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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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初彭龄受嘉庆帝的信任,在官场掀起一股反贪旋风。他纠弹重臣,弹劾权臣,对扭转官场风纪起到了一定功用。但在日益恶化的吏治风气下,曾经锐意反腐的嘉庆帝也陷入茫然、萌生倦意,清王朝也就此沉沦衰朽。
 
  “无疾而终”的嘉庆反腐
 
  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 
  乾隆六十年,年逾八旬的老皇帝决定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顒琰,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。
 
  嘉庆是年35岁,正是精力充沛、年富力强的时期,由他来主政一个庞大的帝国,切合时宜。
 
  但压在嘉庆肩上的担子,却一点都不轻松。从乾隆后期开始腐化的吏治,已经开始出现溃烂的趋势。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,朝廷每侦破一个贪腐大案,往往都是“办一个,查一串;查一个,带一窝”,官员集体腐败现象触目惊心。乾隆年间爆发的甘肃冒赈案,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。
 
  清代在甘肃为了筹集粮草,以备荒年赈济或兵事所需,曾实行过“捐监”政策,凡是想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,可以通过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物来实现。但因为捐监容易滋生腐败,一度被清廷叫停。但到了乾隆三十九年,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,这项政策又再度复活。他以甘肃仓储不足、可用“捐监”粮米赈济灾民为由,说服了陕甘总督,让他代为请示朝廷。皇帝批准了这项要求,甘肃各地自此捐监再开。
 
  但开捐之后,王亶望却私自将应收的豆麦全部折合成白银,这为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大便利。此后每年甘肃都向朝廷谎报灾情,不仅骗取朝廷赈济,还通过虚开赈灾粮款,官员坐收其利。在王亶望的运作下,几乎整个甘肃官员都参与其中。案发后,连乾隆帝都惊呼“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”。
 
  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吏治氛围中,嘉庆帝接过了治国的重担。嘉庆四年,他出人意料地将乾隆后期首席重臣和珅查办。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随即展开,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。
 
  以诛和珅为引线,新皇帝的一缕缕治国新风,绵绵不断地吹散开来。人们发现,这是一位和先皇作风截然不同的皇帝。乾隆坐享康雍两代人的勤奋积累,经济欣欣向荣,社会财富大为增加。乾隆帝早年虽勤政节俭,愈往后则愈发好大喜功、穷奢极欲。他自诩“十全老人”,有十全武功,又在文化上修纂《四库全书》,还多次巡幸江南,每一项都是骇人听闻的奢华消费。到了乾隆晚年,积累的社会财富已经被挥霍殆尽,已经到了寅吃卯粮的地步,而人口的激增又让垦荒变得难以为继,官僚群体的腐败又加重了统治危机。
 
  嘉庆帝敏锐地捕捉到了江山动摇的信号。他要革除吏治积弊,以清除奢侈的根基。他先削减皇室祭天的规模和陪同人员,再禁止大臣向他进贡古玩字画,以期扭转财政困局。乾隆时期,大臣争相向自诩文章皇帝的乾隆进献字画,以博取宠幸。嘉庆帝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,向皇帝进贡古玩字画,除了助长贪风之外,别无一丝益处。
 
  不久,嘉庆帝接到汇报,上年底采解的一块玉石,因道路崎岖,难以按时抵达京城。嘉庆帝要求:“一接此谕,不论玉石行至何处,即行抛弃。”玉石虽美,却和民生无涉,他并不将其作为有价值的东西。
 
  接着,嘉庆帝开始治理官场腐败。但此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坠入了一个无尽深渊。无论自己发什么雷霆之怒,整治多少官员,官僚都是惰性依旧,始终难以复制祖父雍正帝的反贪辉煌。
 
  嘉庆帝先在官员中物色清廉者,对他们委以重任,让他们放手整治贪腐。初彭龄这样的官员,毕生致力于参劾贪腐官员,在污浊的古代官场,如果得不到嘉庆帝的保护和支持,是很难有所善终的。在嘉庆帝的治理下,全国十一个总督中,六个因贪腐而被撤换,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,朝廷风气有所改观,而一些清廉实干的官员也得到提升,成为可以依靠的股肱能臣。
 
  然而,反腐的高潮刚过,似乎就很快一切如旧。在地方,因为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,各地官员,从上到下,从大到小,仍然收礼送礼、买官卖官。各地衙门也仍然懈怠昏庸,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。
 
  更为严重的是,从乾隆晚期开始的地方财政亏空开始蔓延。起先是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,出现亏空,不得不负债经营。而到了嘉庆时期,随着隐性贪腐的蔓延,地方亏空成了各地普遍现象。为了维持运转,各地必须靠借债度日,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起高利贷。在无计可施之际,他们只能将敛财的黑手伸向百姓,又加剧了官民冲突,激化了统治危机。
 
  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来,让嘉庆帝难以安眠。他苦思解决之策,决心加大反腐力度,几乎每月都有人事调整。腐败官员不断被揪出,但腐败的势头却没有丝毫减弱,基层的财政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。耐性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,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、抱怨甚至痛骂。他痛斥群臣:“诸臣全身保位者多,为国除弊者少,苟且塞责……自言堂官不如司官,司官不如书吏……国事尚可问乎?”
 
  国事愈发不可问了。嘉庆十八年,嘉庆帝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途中,收到两百多名天理教徒联合太监突袭皇宫的消息。这次意外,给了嘉庆帝极大的精神刺激,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及此事,都是充满着不解和悔恨。
 
  此后,吏治越来越松懈,嘉庆帝已经回天乏术了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,竟然发生了兵部大印被盗的滑稽事。而风起云涌的底层起义,给衰朽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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