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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国麟:徘徊于“身仕心隐”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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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  来源:大众日报   发布日期:2017-12-06   点击次数:
  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 
  秋末冬初,萧索如旧,朔风凛凛,吹换了大地的风光和颜色。位于泰安岱麓凌汉峰下的普照寺,因地势高拔,更显冷冷清清,寒意阵阵。
 
  普照寺西北,有泰山五贤祠。五贤祠东有投书涧,西有香水峪,祭祀着泰安历史上的五位文化名人。其中清代的赵国麟,是离今最近的一位。
 
  赵国麟早年读书刻苦,开馆授徒,无意科路。他兴建的青岩书院,成为当地文教重镇。后来出仕为官,成一代名臣,内心却依旧徘徊在仕隐之间。
 
读书授徒于泰山
 
  康熙十二年(公元1673年),一个名叫赵良的郎中,游医行到了泰山之麓。
 
  赵良本是东南的浙江人氏。明季丧乱,海盗山贼迭起,打家劫舍,掳掠乡里。群贼来攻时,他藏在舟底,三日勺饮不进,才幸免于难。只身回乡后,发现庐舍已为废墟,家人四散逃亡。万般无奈下,他弃儒从医,乞食于北方,先后流落幽燕、齐鲁。在泰安时,他遇到了失散已久的族父,便落籍在此,娶妻生子。
 
  当年末,儿子赵国麟降生,给漂泊半生的他一丝难得的温暖。
 
  赵良北上后,父亲赵瑗在故乡一边寻找爱子,一边“埋名于党塾,糊口于四方”。后来同乡带来了儿子在泰安的讯息。喜不能抑的他,立刻从浙江乘粮船经大运河来到泰安。祖孙三代在乱世幸得团圆。
 
  赵瑗身逢乱世,饱受生离死别之痛,因而对国麟极为喜爱。赵国麟幼时,便随祖父饮食起居,接受他的言传身教。赵瑗本习儒学,居岱期间,多与当地文人交游,国麟便与闻绪论,每月必随祖父往普照寺一次。
 
  赵国麟8岁那年的中秋夜,赵瑗将手书的《孝经》交给孙儿,并谆谆教导说:“汝可终身诵之。”
 
  第二年,赵国麟跟从祖父课读。赵瑗虽爱长孙,但对他的课业要求却极为严格。五更之时,他便唤醒国麟,听其训导。闲暇时,他让国麟帮着灌园撷蔬,以强健体魄。多年后,赵国麟称自己稍有记忆的读书内容,都是祖父五更之时所教导。
 
  赵瑗举手投足散发的气质,给年幼的赵国麟极深远的影响。赵国麟后来参加会试却不与殿试,参加殿试却回乡讲学,皆和祖父的教诲密不可分。祖父早年在浙东开馆授徒,身经明清易代,颠沛流离,亲眼目睹生离死别,因而内心对新朝颇有保留,是系志抱节的遗民。他曾评价两位明朝忠臣的文章,认为它们皆是“节义文章也”。
 
  饱读诗书的赵国麟,早年就立下了教书育人的志向,对科举并不热衷。17岁时,他就在乡间开馆,承继了祖父的事业。当年六月,他突患痢疾,数旬不得康复,几乎命悬一线。生死之际,他手书遗训,准备料理后事。幸运的是,在父亲的医治和家人照料下,赵国麟终于得以痊愈。
 
  第二年的正月,身体恢复的赵国麟陪同祖父步行到普照寺,以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康复。
 
  不幸的是,两个月后,78岁的祖父病故。伤痛接踵而来,不久父母也相继亡故,赵国麟的精神和心情遭受重创。
 
  赵家以医术立身,本就清贫,平素都是自己负薪携米,汲井灌蔬,没有攒下多少家资。如今遭此大故,为了安葬亲人,赵国麟将家中的盘盂都悉数典当。但纵然如此,也无力筹资营葬三棺。后来在他人帮助下,才让亲人入土为安。
 
  康熙三十六年,赵国麟被选为拔贡。当年,他在泰安济河开馆。当地文人见赵国麟学问精深,又有干才,便鼓励他投身科考,施展抱负。赵国麟也觉得自己身负才学,却苦无施展之处,便参加了山东乡试,并顺利考中举人。
 
  中举之后,27岁的赵国麟依旧一心一意教书育人。后来泰安人、招远训导施镰辞官归乡,结识了赵国麟。施镰锐意文教,广建学堂,礼聘名士讲经。他聘请赵国麟担任学堂祭酒。赵国麟讲课,注重探究六经百家的宗旨,无论追述先贤还是议论时下,都有理有据,令人叹服。赵国麟讲课时,施镰便坐在屋檐下倾听,听完总是鼓掌,却也止不住叹息。他对赵国麟说:“您解经恰如高僧说法,令人茅塞顿开。您如果能在书院授徒三年,学子们跟随您学习,何愁家乡文教不兴呢?”赵国麟听后非常感动,和施镰定下了“三年之约”。
 
  赵国麟很快用“牺牲”践行了自己的诺言。
 
科业淡泊于心间
 
  赵国麟任教的第二年即是康熙四十五年“丙戌科”会试。已经33岁的赵国麟在亲朋故旧的劝说下,最终同意入都赴试。
 
  当年的会试,并非风平浪静,而是波澜频起。是年,朝廷简派的会试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李录予和兵部侍郎彭会淇。按惯例,礼部会试一般要在大学士之下选派三四人,而此次仅用侍郎两人为主考官,甚为罕见。士子认为自己遭到怠慢,日后仕途的“座师”颇为鸡肋,议论和谣言随即喧嚣尘上。
 
  不久,士子尚居易的会元头衔被剥夺,主考官受到降级处分,更是引发舆论极大争议。尚居易被削去会元,乃是因为他的应试文章字数超逾定制,而主考官却熟视无睹。早在顺治二年(公元1645年),朝廷就规定会试所书写的四书文章,每篇不得超过五百五十字,康熙二十年时增加到六百五十字。但士子依旧越写越多,逐渐养成了好为长文的风气。尚居易被初拟会试第一名,后来发现他每篇文章都是一千二百余字,便取消了他的会元资格。
 
  这些风波,赵国麟都没有参与其中,甚至知晓与否都不得而知。因为会试一结束,他就等不及地“策蹇归里”,回乡任教了。离京之际,一位名叫吴昺的同考官为他扼腕,一位叫方苞的考生也为他可惜。这吴昺,便是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的叔祖父,也是赵国麟的座师。方苞则是闻名海内的作家,桐城派三祖之一。
 
  会试发榜,赵国麟和方苞皆名列其中。只要他参加殿试,就一定能够成为进士。但即使捷音传到泰安,他也决定不赴廷试。因为在他心中,“于济上主人(施镰)有三年之约不相负也”。
 
  对科举的淡泊,对承诺的笃信,让赵国麟显得有些另类。他在施镰的学堂任教三年,学堂人才蔚起,彪彪炳炳,大多成为栋梁。
 
  赵国麟任教之余,又和志同道合者在明儒宋焘的故居青岩开设书馆,以兴复泰山书院,重振泰山学风。他“建讲堂五楹,书室数椽”,名曰“青岩义社”。学者因而称赵国麟为“青岩先生”。是年,他刊行所选的《本朝元墨文统》与所著《制艺纲目》,皆为研讨时文之作,用以教授青岩学子。
 
  康熙四十八年,赵国麟赴京师参加殿试,顺利考中进士。试毕后他没有求官,而是再度返里,仍讲学于青岩。
 
  青岩义社声望日隆,引起了官方的注意。康熙五十三年,山东巡抚蒋陈锡来到青岩义社。他对赵国麟兴学设教的举动十分赞赏,当即捐百金帮助修建书院,并赐名“青岩书院”。一时“四方有志之士,不远数百里,负笈重茧而至,皆谓今日之青岩,将与白鹿、嵩阳、岳麓、石鼓诸书院并垂不敝于天壤矣。”青岩书院成为泰山著名书院之一。
 
  赵国麟讲学青岩期间,授课不拘泥于字词,而是主张贯通应用,提倡实学。他力主匡正文风,不随时趋,鼓励青年求学上进,改变当下文风。
 
仕途扶摇跛足前
 
  赵国麟本无意仕途,后来由教书育人走向为官治民,是源于一次惊险遭遇。
 
  康熙五十七年,赵国麟决定回浙江祭拜祖先。他买舟南下,行船于江河之上。到了浙江地面,孤舟遭遇横风困于江面,幸得渔民搭救才免于难。上岸后,他目睹当地百姓生活的艰辛,萌生了为官救民的想法。
 
  康熙五十八年,已经46岁的赵国麟授任河南长垣县令。上任伊始,他改革征粮积弊,除民疾苦,又勤于政事,“数月间滞案一空”。
 
  当年冬,赵国麟运送粮草至京师,春季又奉命押运粮草到蒙古。目睹塞外奇景,赵国麟诗兴大发,作《塞外吟》纪之。
 
  因为在长垣政绩突出,赵国麟又被委任摄理内黄县事务。当年内黄发生饥荒,赵国麟开仓放赈,发库粮数万石赈济灾民,使百姓免于饥饿流离之苦。是年秋,黄河决堤,洪水逼近长垣城。赵国麟率吏民日夜堵筑,将城外受灾百姓用木筏运至城下,再用大绳系提入城内,计口安排食宿,灾民得免于水患。
 
  次年,黄河再度决口。赵国麟浸足水中三日,详细查勘灾情。看到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的难民,他决心根除水患。他先捐俸筑堤于护城外,并环植柳树用以加固,巩固城池的防洪能力。接着他又修筑太行大堤百余里,开支河数道以分流洪水,自此长垣无水患威胁。工程前后历时一年,赵国麟总是事必躬亲。工程完工后,赵国麟双脚因久浸水中患上足疾,导致跛足,他也风趣地自号为“跛道人”。
 
  靠着这双跛足,赵国麟迸发了惊人的毅力,仕途之路也畅通无阻。
 
  赵国麟在根除水患、赈济灾民之外,捐资重修长垣书院,以振兴地方教育。他任长垣知县六年,“循迹冠一时”,“由是简在帝心”,成为皇帝心中的干练能臣。
 
  雍正二年(公元1724年),已经年过五旬的赵国麟升任河北永平知府。当年七月,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择员调补大名知府要缺。他在奏折上推荐了浦文焯、曾逢圣和赵国麟三人。雍正帝表示“赵国麟在河南,闻得其好。大名道缺出时,朕谕用此人。”
 
  同年九月,赵国麟迁任大名道。
 
  在大名道任上,赵国麟曾讲学天雄书院,以所著《制艺文统》及所选《文统类编》为教材,授业诸学子。
 
  雍正四年,皇帝派遣怡亲王前往大名勘查水利情况。主官赵国麟随营十余日,将水利情况向怡亲王如实禀告。他表现出的才干,深得怡亲王的赏识。亲王回朝后,向雍正帝力荐赵国麟可堪大任。很快,赵国麟调任天津长芦盐运使。
 
  在运司任上,赵国麟“清操尤著”,履任后即整顿库藏事宜,立刻扭转了积存的贪赃舞弊之风。他不仅品性端正,而且还长于审理案件,“民有赴诉,州县不能理者,公悉为决之,无不悦服而去”。
 
  雍正五年,赵国麟升任福建布政使。赴闽任前,方苞专门为他设宴饯行。
 
  赴任福建后,赵国麟“日坐公堂,凡所属疑狱,州县不能理者皆来诉,立断遣之”。他还举荐当地士子赴京应试,出资帮助朱熹第十六代孙朱玉重刊朱熹的文集。
 
  当时福建风俗推崇烈妇,若夫君亡故,妻子都要被迫殉夫。甚至女子和男子订立婚约,未及出嫁而男子死亡,家族也要扎起彩台,逼促女子登台自缢。如此血腥的殉节恶习,在福建多地却屡禁不止,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势头。赵国麟多次上疏清廷,请求严禁此举,对不听规劝冥顽不灵者严惩不贷。在他的努力下,朝廷终于明令禁止,百姓都欢呼称颂。
 
  雍正七年,赵国麟调任河南布政使。他上任不久,便给河东总督田文镜留下深刻印象。田氏在奏折中说:“查河南布政使赵国麟已经到任。臣见他办事勤力,且能虚心善受,不自满,人亦平和严谨。虽有足疾在身,步履甚艰,但才能足以提纲契领……”
 
  雍正八年,赵国麟因政绩突出升任福建巡抚。福建百姓听说他来福建,竞相欢迎于道。他上任后,先后甄定了范世杰的文字狱冤案,平反府丞余甸的冤狱。赵国麟重视教育,时往鳌峰书院讲学,还上疏请求增设府学及教官和训导。《福建名宦传》记载:“国麟崇正学,每月必三次诣鳌峰书院阐宋五子书,虽甚寒暑不辍。”当时浙江钱塘人陈兆俞为书院山长,课后对众人说: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今侍赵公坐,一日抵十年。”其语虽有逢迎拍马之嫌,但也能见赵国麟讲学的精辟。赵国麟主闽政四年,勤吏事,为政宽厚,为世所称。
 
  雍正十二年,赵国麟调任安徽巡抚。至皖后,赵国麟对当地田赋混淆之状,疏请履亩清查,勘明归正,让耕者有其田,减轻了百姓负担。是年,他在省会安庆喜得同乡宋儒孙复的《孙明复小集》,视为珍宝,携回原籍。乾隆元年(公元1736年),赵国麟领衔主修的《江南通志》顺利刊行,成为安徽的一件文化盛事。
 
  乾隆元年,清廷诏开博学鸿辞科试,令各地督抚举荐当地人才。赵国麟随即举荐了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,认为他才学出众,应有一番作为。据吴氏《伤李秀才》诗序:“丙辰三月,余应博学鸿辞科试,与桐城江若度、宣城梅淑伊、宁国李岑淼同受知于赵大中丞(国麟)。”虽然吴敬梓后来因患上“消渴症”而没能赴京应试,但仍旧对赵国麟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激。吴敬梓还把这段经历写进了《儒林外史》里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三回,写到有一位李巡抚举荐杜少卿:“安徽巡抚李大人访得天长县儒学生杜仪(少卿)品行端醇,文章典雅,十分赏识,便要上奏朝廷引见擢用。而杜少卿已绝了入仕之心,称病不赴。恰好李大人调任福建,这事也就罢了。”
 
  “李巡抚”在安徽和福建做官,和赵国麟的仕途轨迹非常相合。而李巡抚举荐杜少卿,就是根据赵国麟举荐吴敬梓而写。
 
  乾隆三年,赵国麟超擢为刑部尚书。但新授的安徽巡抚孙国玺患病,难以及时接任,赵国麟便暂缓赴京。赴京后,赵国麟又调为礼部尚书,兼管国子监事。
 
  乾隆四年,赵国麟又被提升为文渊阁大学士。
 
  赵国麟早年无心仕进,年近五旬方才入仕。但他仕途却一帆风顺,仅用20年便位极人臣,也是一件奇事。
 
调任中枢惹祸端
 
  在地方,赵国麟如鱼得水,政绩鲜有能出其右者;入中枢,他却进退失据,连番遭遇挫折。
 
  起初乾隆帝对赵国麟还算比较信任。乾隆五年,山西、陕西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多由官府垄断,赵国麟上疏奏请驰禁,允许百姓开矿采煤。经大臣会商,乾隆帝接受了他的意见,降旨准予开采。
 
  第二年,京师一位石匠的葬礼,却让乾隆帝对赵国麟满腹怨言。原兵部的工匠俞君弼富而无子。他去世之时,孙子俞长庚尚年幼,义女婿许秉义借此谋得其家产。许氏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,请同族内阁学士许王猷帮助他招请九卿到家中吊奠。凡是来吊祭的,自然也有一份厚礼相赠。
 
  清代的仪礼制度等级森严,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微。如此隆重的九卿会丧,只有帝后驾崩才得使用。
 
  此事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,也引起了御史的注意。经过御史弹劾,乾隆帝令亲信予以查证,最后许秉义被严惩,内阁学士许王猷也被革职。后来有御史弹劾大学士赵国麟参与了吊祭活动。赵国麟闻听后愤怒不已,便直接奏恳乞休,不愿继续在内阁供职。
 
  赵国麟本有“仕隐”徘徊的念头,如今遭人弹劾,更生了归去来兮的念头。但朝廷重臣撂挑子,让践祚不久的乾隆帝着实有些尴尬。他一边惩办造谣者,一边慰留赵国麟:“参奏大学士等吊奠俞姓之事,经王大臣等查讯明白,全属子虚乌有。捏造之言,已经不言自明,与大学士毫无干涉。赵国麟被诽谤已经非常明朗,仍旧照常在内阁大学士供职,不必请求退职。”
 
  对皇帝释放的善意信号,赵国麟似乎不领情。他接连数次上疏请求退职,都被乾隆帝好言挽留。不过糟糕的是,赵国麟“以退挟君”的形象,却在乾隆帝心中定格了。
 
  当年六月,给事中卢秉纯参奏赵国麟前后态度不一,有欺瞒之嫌。乾隆帝厌烦了赵国麟反复“以退为进”,对他失去了耐心。他借着赵国麟和庶民通婚这件陈年旧事大做文章,指责他素讲理学且为大学士,不顾身份与市井庸人缔结姻亲,不成体统。乾隆帝让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等人传旨谕赵国麟,让他知晓大臣进退之礼,也就是让他主动退职让贤。但赵国麟却不再上求退疏,前后矛盾的态度更加触怒了皇帝。他传谕对赵国麟明加处分,著其降二级调用,留京候补。赵国麟罢职之后,一切应酬均予谢绝,每日只是以批校《文统》为事。
 
  后来赵国麟补授为礼部侍郎,再迁礼部尚书。可不知为何,他又以久病为由连疏请罢,致使乾隆帝极为恼怒。他气呼呼地斥责道:“赵国麟原系获罪降调官员,加恩复用为侍郎……及至用为尚书,又托病请罢……赵国麟著革职,在咸安宫效力行走。”
 
  遭受了皇帝的连番斥责,赵国麟似乎不以为意。他更换自己的座右铭为“竖起脊梁骨,担荷杭赵事”,似乎意有所指。
 
致仕归乡退亦欢
 
  乾隆八年,年过七十的赵国麟得旨准回原籍。归乡后,他“检点原籍一百四十箱,安置厅屋”,日读朱子诸子诸书,遍游泰山胜迹,写下了许多描述泰山风光的文章。
 
  乾隆九年,赵国麟动工兴建岱阳精舍。他在《岱阳精舍记》中记述道:“乾隆癸亥孟夏,拙庵归田,居室厅房外无宴息读书所,徘徊周览,得厅房东偏隙地三丈余……架屋四楹……名其处为岱阳精舍。”至四月建成,他移居其中,隐居读书,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。
 
  赵国麟将祖父和父亲的生平经历整理出来,寄送给方苞,邀请他撰写墓志铭。方苞接信后,写就墓志铭和墓表,文章都收藏在了方苞的文集里。方苞去世后,赵国麟也为他题写墓前石碑。
 
  乾隆十五年,78岁的赵国麟赴京祝贺乾隆帝40岁寿诞。八月,乾隆上谕“恩赏原衔,令其回籍”,算是给了他一点恩宠。次年,赵国麟“以疾终于白龙峪岱阳精舍”。病逝时,他“身外无长物,诒其子孙者,书一屋,砚数十方而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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